天津 地方文献《津门闻见录》记载了英法联军中的摄影师在天津拍照的情景：“英匪入天津时，志颇不小，心亦过细。凡河面之宽窄，城堞之高低，所有要紧地方，无不写画而去。尤可异者，手执玻璃一块，上抹铅墨，欲像何处，用玻璃照之完时铅墨用水刷去，居然一幅画图也。如望海楼，海光寺，玉皇阁，皆用玻璃照去……”此时，天津老百姓第一次见到了照相机这种怪玩意儿。
1903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派周学熙去日本 考察工商业。周回国后，任直隶工艺局总办，在天津成立工艺学堂，其中一门课程就是照相术。1910年南京 举办第一次“南洋劝业会”，各种摄影作品均作为工艺品参展。在直隶省推荐的展品中，刘治平拍摄的“李鸿章肖像”获得银牌奖。这一奖项，代表了那个年代天津照相业在全国已处于领先水平。
当时天津照相业主要由日本人经营的武斋照相馆和中国人经营的恒昌照相馆竞争。恒昌照相馆的创办者是广东 人黄国华，摄影师是宁波 人王子铭。后来，天津盐商王奎章出资，王子铭接管“恒昌”，更名“鼎昌”，照相馆从估衣街归贾胡同搬到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添置新式布景，专为上层社会淑女绅士拍摄肖像，影响力在天津跃居首位。
1912年王子铭病故后，店员王润泉和李耀亭集资400元接手，“鼎昌”改名为“鼎章”。几年下来，鼎章照相馆生意不断扩大，二位经理买下了门面房产，将平房翻建为楼房，开设了三个摄影棚，最大一个可容纳上百人，并引进了美制转镜照相机，用来拍摄大合影。到上世纪20年代，鼎章照相馆年营业额达八九万元，职工六七十人，达到鼎盛期。
民国初年，照相馆以拍摄人像为主，作品深受中国传统绘画影响，多使用淡雅素洁的背景，道具也很简洁。后来随着西方技术和文化涌入国内，照相馆的背景布置也发生了变化，有的布景采用中西合璧，洋式桌椅，大镜油画，即便是中国式古装照，也要配上西洋楼阁。这些富丽堂皇的道具对顾客很有吸引力，所以各照相馆多在这方面巧用心计，以此招揽生意，然而拍出的照片往往却是道具罗列，喧宾夺主，削弱了摄影艺术的表现力。而鼎章照相馆及时调整拍摄创意，与其他照相馆错位经营，牢牢抓住了一大批顾客。那时候全家人去鼎章拍照片代表了一种生活态度，中产家庭都以拥有一帧鼎章照相馆的写真为时髦与荣耀。
鼎章照相馆常为各界名流拍照，这是最好的广告。比如1918年冬天，从总统宝座下野在天津寓居的黎元洪，请鼎章照相馆的摄影师来到家中，为他照了一张8寸半身像。时隔不久，他又把摄影师请来，为他照了一张12寸照片。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曹锟、吴佩孚力请黎元洪复任大总统，照片正好派上用场。20年代初，京剧名家梅兰芳、周信芳都在“鼎章”拍过生活照。如果用现在的标准来比照，“鼎章”的摄影师便相当于现在最顶级的时尚杂志大片的摄影师。
孙中山 先生一生中的最后一幅照片，也是由鼎章照相馆的摄影师李耀亭拍摄的。1924年年末，孙中山抱病从广州 北上，12月4日晨抵达天津，下榻张园。闻听消息的李耀亭当天下午便造访张园，提出给孙中山留影。孙中山正准备到曹家花园礼节性拜访张作霖，已经穿好了皮袍马褂，左手拿呢帽，右手持杖，于是正好，李耀庭就在汽车旁为孙中山拍了一张12寸全身像。不久孙中山逝世，“鼎章”将这张珍贵的照片洗印了数千张，传遍全国。 |
